胡服骑射：从服装开始的争论
李延军
要开辟骑射新兵种，就必须淘汰赵国传统的不适应新型兵种所要求的旧式军事装备，其中服装的改弦易辙，首当其冲。
在今天看来，新兵种改穿新式服装，应该是一件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这事发生在遥远的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赵武灵王遇到的强大阻力和困难，就远非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简单！
峨冠博带、宽袍大袖的传统中原服装，就是那个时代王公贵族们权力、地位及身份的显赫商标，更是这些贵族们不劳而获、清闲寄生生活冠冕堂皇的护身符。让他们换上与奴隶服装近似的紧身胡服，无疑是对他们身份和地位的否定、既得利益的威胁。贵族们的这身行头打扮，与当时赵国危机丛生、狼烟四起的国家窘况，格格不入，极不协调。一边是前线将士的浴血拼杀，一边是王公贵族们四平八稳神仙般的广袖飘逸，构成了当时赵国政坛上一幅幅极不和谐的刺眼风景图。
展开剩余88%穿这样的衣服，别说骑马打仗，就是坐在战车上观敌瞭阵，也是拖泥带水，累赘无比，严重影响阵前士兵冲锋陷阵的斗志与士气。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基层士兵和百姓们缺衣少穿的窘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与强烈对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赵国下层军民的心理平衡及整个国家的对外斗志。这也是励精图治、平民意识浓厚的赵武灵王，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政治大事，更是赵国革新崛起道路上，必须首先清理的精神垃圾和思想障碍。
然而，两千多年前的赵武灵王，完全没有群众基础和舆论氛围。他的胡服换装，遭到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反对之声！
最具实力和代表性的反对势力不是外人，正是武灵王自己的叔叔、老公子赵成。公子成的反对言论，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原文化根深蒂固的主流僵化观念：
“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史记·赵世家》）
这一组韵律十足、铿锵有力的排比句，把个中国赞誉得十全十美、美轮美奂，肯定赢得了当时保守派政治势力的一片喝彩声。
总之一句话，中国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是蛮夷们学习和效仿的好榜样，而赵武灵王反过来要大家穿蛮夷们的胡服，学习蛮夷们的骑射，岂非江河倒流、乾坤颠倒？而对忧患意识浓重的武灵王和狼烟四起的赵国而言，这话绝对是高高在上、不管别人痛痒的衮衮诸公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夸夸其谈的政治高腔。掩耳盗铃、此地无银三百两，只能自欺欺人，对赵雍执掌的赵国是百害而无一利。
公子成同时软中带硬地威胁武灵王说：
“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 （《史记·赵世家》）
脱下峨冠博带的宽大服饰，就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违背古人教诲，擅改祖宗规制；穿上短衣窄袖的紧身胡服，势必导致人心涣散，学者离心离德，国基动摇。这不完全是老赵成的危言耸听，也不仅仅代表了他的个人观点，而是真实反应了当时整个中原士大夫阶层普遍的价值观念和切身利益所系。他们眼中的武灵王简直就是“全盘胡化”、满身“胡”臭的异类！
受上层士大夫服装等级观念的深刻影响，就是当时中原地区的一般士人，也把服饰视为珍贵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比生命还要珍贵。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在卫国仗剑搭救孔悝的格斗中，帽缨被戈刺断时，竟从容不迫地停止战斗说：“君子死而冠不免！”他明知危险，但为了保持帽子的完美无缺，也要冒着死亡威胁，把帽缨重新整理扎好，尔后从容地被人剁成肉酱。可见衣冠服饰在当时士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了！
但更根本的要害，还是贵族士大夫们的切身利益所系。在武灵王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文臣武将的分工界限并不明显，贵族们出则为将领兵打仗，入则上朝列班议政，前线率兵的将军，也必然是朝中一言九鼎的重臣。胡服骑射一旦付诸实施，成为国家基本国策，势必大量起用熟悉骑射业务的戎狄将领，极大增强戎狄背景大臣在赵国政坛上的势力。宽袍大袖、四平八稳的中原士大夫们，必然受到排挤和削弱，尤其是那些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世袭贵族们，不可避免地将成为武灵王改革首先要淘汰清理的垃圾股。所以，中原士大夫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一个个跳将出来，极力反对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大计，是很自然不过的事儿。
老赵成所说的“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其实就是不得这些贵族老爷们的人心，打压那些为贵族利益摇舌鼓噪的所谓学者们，动摇的仅是既得利益者赖以寄食的原有体制框架。幸亏当时的赵国，还有与中原文化势均力敌的游牧文明与戎狄势力，与之抗衡。这一点，赵武灵王在十九年的国君生涯中，已是深有体会，成竹在胸，丝毫不被公子成的危言耸听所动摇。
所以，遭到中原贵族强烈抵制的武灵王，在戎狄派大臣们那里遇到的则是一副截然相反的景象。
武灵王在改革方案出台前，他第一个征求意见的是出身楼烦的心腹大臣——楼缓，并与之商议：“凡要创建不世之功，必然遭到习惯势力反对，我要实施胡服骑射，你看怎么样？”（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史记·赵世家》）楼烦的表态仅一个字：“善！”斩钉截铁，态度之坚决溢于言表。可见这项改革深得戎狄一派大臣的人心和拥戴。
接着武灵王又找到白狄族出身的老臣肥义摸底吹风：“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人必议寡人，奈何？”（《史记·赵世家》）肥义不愧为肃侯留给赵雍的托孤重臣，态度同样是坚定不移，见识更是非同一般：
“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史记·赵世家》）。瞻前顾后，首鼠两端，不该是“至德者”和“成大功者”的应有态度，并引经据典地告诫赵雍：“愚蠢的人鼠目寸光，成不了什么大事，智者完全能掌控事态的未来发展趋势，大王您还犹豫什么的呢？”（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则王何疑焉？《史记·赵世家》）肥义的一番慷慨陈词，为尚在酝酿踌躇中的武灵王改革大计，一锤定音！
有了肥义、楼缓为代表的戎狄派重臣的鼎立支持，武灵王就基本吃了定心丸，更加胸有成竹了。
在满朝王公贵族一片冷嘲热讽的唏嘘声中，赵武灵王一改往日着衮冕、执圭壁的正统君王形象，而是穿胡服，戴胡冠，脚蹬皮靴，大摇大摆地登上国王宝座，向全国正式颁布了他运筹已久的胡服令。
这项法令震铄古今，千古回响！他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第一个穿胡服上朝办公的国王，亲手拉开了赵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大幕。
屁股决定脑袋，坐什么板凳说什么样的话。身为戎狄出身的大臣楼缓、肥义，自然为自己及戎狄派大臣们的利益代言。对武灵王这项弘扬游牧文化和增强戎狄大臣势力的决策，简直是一拍即合，举双手赞成，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支持。只不过戎狄大臣们的利益，确实代表了当时赵国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游牧文化中的胡服骑射成分，确实代表了赵国当时急需弘扬的先进文化，及赵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军队战斗力的革新方向，正是赵国当时国家整体利益的迫切需求，也代表了中原各诸侯国军事改革的未来方向。
而坐在赵国国王板凳上的武灵王，其改革的目的显然不是为某派势力，谋求什么小集团利益，而是在国家改革的关键时刻，必须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求同存异，提出一个使两派都能接受的政治纲领，使两派摒弃异见，和衷共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共同对外。这个纲领就是他在劝说叔叔老公子赵成时反复强调的：
“先王开拓胡地，功业未遂；中山国侵地残民，宿仇未报。”（《史记·赵世家》）
他没有用一派去打压另一派的政客惯用伎俩，使两派势力自相倾轧内耗，而是高屋建瓴地跳出狭隘的宗派小圈子，把这项改革赋予了继承祖先遗志、强国复仇的崇高政治意义，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整合了国内政治势力。这正是武灵王作为伟大政治家的韬略智慧所在。老公子赵成就是在其继承先王遗志、强国复仇的大义感召之下，“顿首再拜”，恭敬从命的。
武灵王开疆拓土、强国复仇理念的提出，超越了华夏、戎狄两种文化的优劣之争，避开了两股政治势力水火不容的角逐，推动了两种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凝聚了各派人心，开启了兼容并包、开放和谐的赵国文化新理念及清新的政坛新格局，为其胡服骑射改革方略的顺利实施，打下了良好的政治文明基础，坚定了他军事改革的信心。
清末改革家、戊戌变法的亲历者梁启超先生，在他的《黄帝之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下称《武灵王传》）一文中，把武灵王的政治纲领归纳为：
“王之兵力所加，皆在异种而非同种是也。”
在梁启超看来，赵武灵王军事改革的目的在于对外用兵，强兵保国，抵御侵略，戍边安邦，使处于“四战之国”的赵国摆脱战乱危机，百姓能安居乐业，并非针对自己同胞而进行的同室操戈。这一点非常关键，无论任何一方都会毫无怨言地欣然接受，也是武灵王的英明所在。
虽然穷兵黩武、以暴制暴，是人们一直大加挞伐的人类历史罪恶，但这也可能是人类社会在进入大同之前的无奈选择。至少要比那些为夺取政权而同室操戈、发动一次次武装内战的帝王政客们，要高尚得多，正义得多，深得人心得多。这也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能够顺利实施的道义基础。
在我们所听到和看到的各种战争历史资料中，绝大多数都是内战，都是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的夺权战争，而且这些其实很肮脏的内战，无一例外地被冠以不同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正统、正义的外衣，诸如平叛、讨逆、替天行道、清君侧、救黎民于水火、起义等神圣字眼，使我们常常忽略，甚至忘记了国家军队的第一责任是反侵略，保家卫国，保卫公民的和平生活。史书中久远的赵武灵王，无疑给我们进行了一次常识性教育。
赵武灵王一次次的反侵略战争，不但保卫了赵国领土和百姓们的和平生活，同时对后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先生不无感叹地说：
“使无赵武灵王，则冒顿平城之祸或不待汉高之时，而已见于中国，盖未可知耳”；
“使主父（武灵王）而永其年，则一统之业，其将不在秦而在赵，而白登之金缯、甘泉之烽火，或遂不至为我国史污也。”
——梁启超·《黄帝之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
可惜的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武灵王虽然推迟了冒顿平城之祸降临中华大地的时间表，而英雄的中年早逝，致使武灵王未能实现其中国一统之宏愿，历史只能同梁启超先生一样，徒留一声叹息！
后来的唐朝有个叫王昌龄的诗人曾感叹：“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估计王昌龄不知道早在飞将军李广之前近二百年时，就有个叫赵雍的人，已使胡马不敢度阴山了！
我们确实该记住赵武灵王的这一军事思想及其历史功勋！
（作者系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 源：邯郸日报
编 辑：张禹 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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